陈然：生得光荣 死得壮烈

记者 吕新颖 通讯员 崔英杰 整理

陈然，1923年11月出生于廊坊香河县，出生后第二年即随家人移居北京。后因父亲工作调动而搬家，到过上海、芜湖等地。

抗战爆发后，陈然随家人流亡湖北宜昌等地。1938年夏，15岁的陈然在鄂西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“抗战剧团”；1939年3月由程季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同年7月与几个抗战剧团的同志前往沙洋前线抢救难童；

1940年，陈然得到组织批准前往革命圣地延安，但因战局混乱，又身染疟疾，未能如愿，数月后辗转到达重庆与家人会合。

1942年，由于原来在宜昌抗战剧团和陈然同一个党小组的向长忠叛变，组织决定陈然马上离开重庆，并暂时断绝和组织的联系。

1945年10月，陈然来到中粮公司，在重庆南岸野猫溪的一所修理加工厂当管理员。与党失去联系的陈然没有消沉，仍积极从事团结群众、教育群众等革命工作。抗战胜利后，为了揭穿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假和谈、真内战的阴谋，陈然积极参加各种集会，呼吁和平民主，反对独裁内战。

全面内战爆发后，中共重庆办事处与新华日报社于1947年2月底被迫撤往延安。重庆陷于白色恐怖之中。陈然联合几个进步青年创办了《彷徨》杂志，团结了许多热血青年。

1947年夏，陈然在重庆找到了地下党，恢复了组织关系。为了发动国统区民众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，中共重庆市委于1947年秋创办了《挺进报》。陈然被任命为《挺进报》特支书记，并担任了最机密的印刷工作。

没有油印机，只能用一块竹片在蜡纸上括。一张蜡纸只能印30～50份。陈然刻苦钻研印刷技术，还学会了刻钢板。后来当地市委决定刻板、印刷由他一个人负责。这样不仅可以节省人力，还可以缩短周转时间，减少暴露的危险。这样，《挺进报》的工作就由陈然和另外一个负责收听广播的同志承担起来。

随着《挺进报》发行量不断增加，工作任务愈来愈重。刻板、印刷、分送等工作几乎是陈然一个人在夜间完成的，白天还要照常去工厂上班。他以超人的精力、高度的警惕性以及周密安排，尽心尽力完成党交给的艰巨任务。

《挺进报》在重庆的秘密发行，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恐慌。重庆当局曾三次下令限期破案，直到1948年4月20日才从叛徒口中得知《挺进报》的机关住所。上级派人来通知陈然说党内出现了叛徒，《挺进报》要尽快转移，要他在22日印好最后一期报纸，晚7时，市委派人来取，然后迅速转移。就在21日傍晚时分，陈然突然收到一封没有署名的信:“近日江水暴涨，闻君欲买舟东下，谨祝一帆风顺，沿途平安。”这封短信是一位在敌人内部工作的同志直接写给他的。

陈然接到信后本来可以马上脱离险境，但他一直坚持到22日下午5时印完最后一期《挺进报》。他刚把蜡纸烧掉，门外就传来阵阵脚步声。陈然推开窗户，把准备好的扫帚挂在窗台下面的钉子上，这是给同志们的信号。就在这时，几个便衣特务破门而入，抓走了陈然。

在白公馆集中营里，敌人害怕陈然向其他“政治犯”传播消息，把他独自囚禁在楼上一间小车房里。也正是在这座阴湿的牢笼里诞生了“白公馆”的《挺进报》。

原来，陈然所在的那间牢房，早就被难友们打穿了一个秘密孔道，可以和楼下的难友取得联系。通过这个小小的孔道，狱中党组织传给陈然半截铅笔和一些香烟盒纸，要他把外面的消息写在纸上传递出来。陈然忍着伤痛，把牢房当做战场，立即投入了“战斗”。在一张香烟盒纸上，他端端正正地写上：《挺进报》第一期，白公馆出版。我党我军最近的胜利消息就这样秘密地传遍了各个牢房，使狱中坚持斗争的同志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。陈然还设法同隔壁的黄显声将军取得联系。黄将军答应利用放风的机会把报纸沿门缝塞给陈然，陈然不断从报纸上获得最新消息。从此，我军节节胜利的消息就时常出现在白公馆的《挺进报》上，当同志们遭受到毒刑拷打时，受着疾病和伤痛折磨时，读了狱中《挺进报》，就浑身充满力量。

在狱中，陈然受尽酷刑，却始终只承认《挺进报》从编辑、印刷到发行，全部是他一人所为。他决心牺牲自己，保护组织和同志们。特务们用威胁利诱的办法要他写自白书，陈然拿起笔，写下了惊天动地的诗篇——《我的“自白”书》（被收入沪教版五年级下语文书31课）：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，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，我不需要什么“自白”，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！人，不能低下高贵的头，只有怕死鬼才乞求“自由”；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？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！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，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；这就是我——一个共产党员的“自白”，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。

1949年10月28日，陈然和其他战友一起被从白公馆、渣滓洞提出。当反动派罪恶的枪口对准他们时，陈然和战友们高呼：“毛主席万岁！”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！”陈然牺牲时只有26岁。他的生命虽很短暂，但他生得光荣，死得壮烈！